大宋朝的官制复杂到令人发指，赵昺都不得不佩服老祖宗们的才华横溢，以致本朝的官家子弟从通过一种类似现代‘大富翁’的游戏，来学习官阶品级知识，弄清其中错中复杂的关系。而他也发现现代拍的电视剧中的导演也都是稀里糊涂，根本就弄不清其中关系，张冠李戴都是轻的，胡袄才是正解。
在赵昺的理解中，大宋朝官制的变化应该以神宗的元丰改制为分界线，这样才能更好的弄清楚官僚系统的相互关系，监察系统亦然。台谏是宋朝的监察机关之一，负责纠察官邪，肃正纲纪，监督朝政的运转，还要关注朝廷中的舆论，搜集百官的意见和建议。
但实际上这是两个系统。。什么是台谏呢？台谏是台官与谏官之合称。御史台系统的侍御史、殿中侍御史与监察御史通称为台官，谏院系统的谏议大夫、司谏、正言等通称谏官，这两个系统的职能有一部分是重合的，所以合称为“台谏”。
宋朝的台谏官级别不高，但地位非常重要，是子的“耳目之臣”，朝廷的“清望所在”，不是什么人随便就能做的。不能找混年头熬资历的，也不能找没有科举功名的，唯“登进士第及器业有文学者可膺是选”。器识、文学俱佳，进士及第，清望所在，刚正不阿。
但元丰改制前，台谏官员多是寄禄官，不是实职。而寄禄官就是一个工资待遇的指标，相当于官员的品阶，也类似现在的享受某某级待遇。直到元丰改制之后，这两个官才开始切实履行台谏官的职责。而谏官多出外任职，用以消饵藩镇的权力。
宋朝的中央监察机构为御史台，御史台的最高长官为御史中丞，定员一人。按照宋制来看，御史中丞在百官之中排在第四位，很是位高权重，且可以参政议政。台院、殿院和察院是御史台的基本组成部分，下设侍御史一人掌贰台政，辅助御史中垂处理御史台事务。
殿院则下设殿中侍御史二人。开始同为寄禄官，真正任职者不多。元丰改制后方才正官名。并规定殿中侍御史职责为“掌以仪法纠百官之失”。并参加朝会、朔望、六参以弹其失仪者，相当于现代的风纪纠察员；察院下设监察御史，与殿中侍御史同，初为寄禄官，真正任职者不多，元丰改制后方才正官名。
御史台的职责是“纠察官邪，肃正纲纪”，不只是监察官员是否贪污受贿，更是上至宰相下至普通官员，只要违反了朝廷的规矩法度，都可以弹劾。宋朝为了加强监察，还沿用了唐朝的”风闻制度”，即使是没有明确的证据，御史和谏官只要是道听途或者蛛丝马迹就可以弹劾官员。
但中央上的监察体系，有一个致命缺陷，那便是御史权力太大，就以“风闻制度”来，很多心术不正的人就利用这种监察权，来打压甚至陷害与自己不对头的大臣。而到了北宋中后期，像御史利用监察权，经常打压政敌的情况，反倒是屡见不鲜，失去了最初的监察本心，反倒成了心术不正之人打压政敌的一个工具。
相对于宋廷台谏机构对中央官员监察的松懈和成为党争的工具，大宋皇帝们对地方确是很严格的，他们的监察制度在历朝历代中可谓是独树一帜，在讲究监察严密的情况下，还力图达到互相监督互相牵制的情况，以避免出现同流合污的情况。
宋统一后，地方政权实行路、州、县三级制，通过路和通判监察地方，不仅设置了监察机构，而且还设置了专职监察人员。为了保证地方监察官吏更能始终认真履行职责，防止与地方势力勾结危及朝廷，宋朝还特别规定了监司出巡和失察受罚制度。
开国后为了稳定局势，宋太祖安排了一些原割据政权的旧官吏任知州，但不放心，同时又在每州增设通判一职，与知州同领州事，看似为副长官，但其本质上更多属于是监察官，因为通判的一个重要职责就在于对知州还有其他大官员进行监察的，以避免知州等官员腐败。
在这个时期，通判的权力更大，本就是专门负责对知州的监察，因此经常与知州争权夺利，甚至常曰“我监州也，朝廷使我来监汝”，甚至有些通判自认为高于州长官，经常越权行事。很明显如果通判一家独大的话，那么就起不到最初以其监察知州等大官员的初心了。
于是在开宝七年，明确规定通判为州的副长官，将其权力收缩，以其达到与知州互相平衡牵制的意思。当然道这里可能有人疑惑，通判即使权力缩水，可以与知州达成平衡，但如果双方同流合污狼狈为奸呢？这时候上一级的监察制度的优势就出来了，那就是州郡之上还有路分大员，分别是：经略安抚使、转运使、提点刑狱、提举常平。
这四大监司可谓是各司其职，都是平级，同掌军政、民政、财政、司法等权，互不统属，却又彼此监察，各自对皇帝负责。平时互相监督对方不，对于下面的知州和通判也有监督之权，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对知州和通判进行德、能、廉等方面的综合考察，然后上报于朝廷。
朝廷就以这些考察来决定知州和通判的升迁和降职问题。而且宋朝的官员调任很是频繁，一般情况下不超过三十个月就要换人，在这种短暂时间内，官员想要形成自己的关系网，基本上很难的，而且即使形成，没过多久就被调走了，也没什么用的。
此外宋朝对握有兵权者总持有疑心，所以在河北、河东、陕西、川陕等地陆续设置了权力极大的监察官走马承受公事，走马每年要向朝廷汇报情况，承受指示，权力大，监察面广，实际上是皇帝亲自派出的按察地方的官吏，其权力与监司均担
由此可见宋朝在地方上的监察体系还是完善，不论是地方还是中央，可谓是处心积虑。可谓是一环扣一环，是面面俱到，而且没有造成一家独大的情况，使双方可以正常的互相监察互相牵制，自然避免了官员大规模反腐的情况……
这一段时间，赵昺与王应麟和谢枋得两人先后几次长谈，得以对大宋的官制演变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得失进行了讨论，应该受益颇多。
正所谓以史为鉴，通过两宋官制的发展来看，赵昺得到的这份二百年政治遗产而言，其制度设计固然确保了君主集权，根绝了分裂割据，但时时处处“事为之防，曲为之制”；在军事上，各自为政、缺乏协调、难以统筹等弊病如影相随，严重削弱了军队战斗力；在行政上，政出多门、官员冗滥、效率低下等现象也司空见惯。于是，强敌压境、时局纷扰之时，缺少活力、短于应对也就在所难免。
从监察制度来看，避免地方一家独大，使其互相监督的情况很是不错。但中央上御史权力太大，监察权反而慢慢成为打压陷害大臣的工具，失去了其最初的本心，由此可见再好的制度，也是需要不断完善的，毕竟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遇上心术不正之人，利用制度漏洞来陷害他人，那便得不偿失了。
而弄清了两宋制度也是赵昺对下一步改制工作的切入口，这对他确保和维护国家的统一，政令的畅通及吏治的整顿是有益的。结合两世的经验，也告诉他制度的制订在执行过程中，自然随着利益关系而异化，制度设计的目的与效果往往会出现反向的运行，故制订法律和制度固然重要，但如何执行则更加重要，还必须随着形势的变化，不断修订制度。
同时也让赵昺明白，除了制度根本还是饶问题，不仅在历史上，在现实生活中这方面的教训也实在太多了。如今立法不谓不多，效果如何，执行状况如何是一个大问题，不要以为立法就万事大吉了，实际执行的情况因人、因时、因地而相差甚远。
因为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在有一些人心目中，制度是挂在墙上给人看的，办事自有潜规则。而在饶价值观念发生异变以后，其对待制度的态度，不是如何遵循完善制度的设计，而是如何钻制度的空子，即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那么可以，任何制度都有它的变异，形式与实质可以反向而行，走形式往往会变成掩盖违反制度的贪渎行为。而明白是一回事儿，如何改变现状又是另一回事，但是赵昺知道做比之什么也不做要好。而要对整个国家的官僚行政系统动手术，也要承担极大的风险，但他已经做好承受失败的准备，但更多的是必胜的信心……123xyq/read/0/5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