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昺清楚历史上每一次的变革都会产生一批新贵，从而改变社会的格局，而这必定使得原有既得利益集团的不满，让他们对新政进行抵制和破坏，进而引发社会和政权的动荡。而当前是以士族为主导的社会，扬文抑武，限制和打压武人也是大宋的国策，几百年的不断加强已经形成固有的士农工商的社会机构。
如今国破家亡，想要复国只能依靠武人集团，同时还需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否则你让马儿跑又不给马儿草，谁会为你去卖命，也就是说必须要有足够的利益吸引曾能得以得到武人集团的支持。不过武人晋升的通道只有战功，或是依靠裙带关系结成的利益集团，难以形成有序的晋升渠道。
说实在的小团体和‘山头主义’自政权的出现就相伴而生，且到现代社会也无法根除。而正是如此才会导致大宋各个军事集团的腐败丛生，内斗不止，让军队战斗力低下，严格的说就是自己依靠的侍卫亲军同样存在小团伙的现象，只是现在由于初建羽翼未丰，还难以形成新的势力集团。而当前自己为了获得他们支持，又不能不予以重用，提高他们的地位，若是任其发展总有一天会尾大不掉，生成新的集团。
赵昺此前一心想要办军校，就是想单纯的提高战斗力，但是同样困难重重。首先自己得不到士人集团的支持，对自己的提议消极对待；再者这种办学方式是新事物，而旧的武举、武学系统虽已停滞，但并未取消；最后的阻力其实是来自他自己，他必须要在维护现有体制下进行运作，已避免整个政权的崩溃、失去士人集团的支持。
不过办理军校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此能够有系统地，有组织地层层提拔军事人才，相比通过没有系统，没有组织的层层提拔军事人才，有许多的好处，比如可以避免任人唯亲，提拔人才没有统一标准，军事技能无法有相同的接口等许多弊端，并可以系统地有组织地有层次地为军队提供军事人才，军校提供给军队的不仅仅是单个的军事人才，而是成体系的军事人才。
而更为重要的是可以通过军校重塑军队的价值观、价值取向和信仰，并对军人系统的进行忠君、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等一系列的教育。树立一种真正的军人精神，坚定救国救民统一中国的理想信念。可当前形势下，赵昺在无法获得支持的情况下，他只能‘曲线救国’，仿照前世的小站练兵通过换装新武器组建新军，把各种理念灌输给他们，培养基干力量和新型军事人才，为它日建立军校打下基础。
不过赵昺又猛然意识到这个阶层的它日必将崛起，成为新的阶层，从而颠覆现有的社会结构，打破士人主导政权的权力体系。当然这绝不是他的臆想，历史上有诸多的例子可寻，培养一个新阶层虽然难，更难得是如何和平过渡，不引起新的动乱。
但赵昺知道这并不容易，每次政权的更迭和变革其实都是新的阶层崛起，原有的利益集团被消灭。创建汉帝国的刘邦集团，功臣将士们多出身于社会下层，质朴少文，耿直现实，看重的是一刀一枪、日积月累的功绩，追求的是加官晋爵、一亩一宅的利益。洛阳南宫的庆功宴上，都武侯高起和信平侯王陵曾与刘邦进行过千年古问的回答，这不但是他们想法的披露，也是他们意愿的表达，也奠定了汉朝的政治基础。
相对于刘邦得人者得天下的华丽解答，功臣将士们笃定地认为，作为集团领袖的刘邦，能够与将士们利益均沾，与功臣们共天下，这才是汉之所以胜楚，刘邦之所以能够打败项羽的原因所在。聪明机巧的刘邦，对于功臣将士们的想法心愿，何尝不是心知肚明，他之所以能够轻飘飘拨开高起和王陵的话头，笑盈盈另做汉初三杰的解答，获得满堂群臣点头称是，心悦诚服，是因为就在此时此地，他已经颁布了高帝五年诏。
这部诏书对于功臣将士们的利益，做了最大限度的满足。秦汉社会，是严格的身份社会。身份决定一切，包括法律地位的高低，财产占有的多少，出仕任官的大小等等。身份由爵位规定，爵位一共有二十级。二十级爵位之外，一级的公士之下，是没有爵位的人，在民间者称为庶人，在官府和军队服役者称为公卒、士伍。
庶人之下是半自由民的司寇和隐官。寇是有期刑徒，隐官是服刑满期者，就是刑满释放人员，他们都可以立户，但只能享有庶人一半的待遇。其下是奴婢，属于社会最底层，不能立户，只能依附主人生存。在第二十级爵位的列侯之上，还有诸侯王，身份高于列侯、诸侯王之上，就是帝国身份的顶点皇帝了。
可以说，以二十等爵为基干，上面加上皇帝和诸侯王，下面加上庶人、司寇隐官和奴婢，一共二十五等的身份，构成了等级森严的秦汉身份社会。秦汉时代，最基本产业是农业，最重要的财富是土地。按照二十等爵制的规定，没有爵位的庶人只能够占有一顷的耕地和一宅的宅基地，伴随爵位的获得和升级，能够占有的耕地和宅基地也相应地增加，社会地位和法律待遇也随之上升。
而二十等爵制，起源于秦，最初是为了奖励军功而制定的制度，称为军功爵制，后来推广到全社会，成为秦国国家体制的根本，战胜六国的制度保证。西汉建国，全面地继承了秦的各项制度，包括军功爵制。在秦代和西汉初年，从军是男儿的义务和出路，军功是获取爵位的唯一途径，求取军功爵，得到功名利禄，是从军将士吏卒的追求和梦想。而这种爵位制度可以说影响力中国此后的历史，现代虽无如此划分，但不还是有国级、省部级、厅局级，高干和普通干部之分吗！
世人长长羡慕秦军作战勇猛，喜杀好战，将士离家开赴战场时，一家人前来送行，父母叮嘱，妻子念叨，最殷切的话语，是鼓励儿子丈夫杀敌立功，早日获取军功爵。而赵昺还知道后世也曾有过这么一支由农民为基础组成的军队同样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这是为什呢？说到底还是利益所在，他们可以从战争中即获得了经济利益，地位也同时得以提升。
秦军战士在前线，一旦斩首立功，就能获得了爵位，按照秦的军功爵制，官职与爵位挂钩，一定等级的爵位相应于一定等级的官职，爵位和官职之间，相通互用。通知书当即由军中火速送出，传送到获爵者所在的县。三日之内，以土地田宅为主的各种待遇就要落实到户，否则，地方官将受严厉的处罚。那种雷厉风行的有效治理，政策带来的优待实惠，光宗耀祖的自满自足，法令所生发的激励动力，成为了驱动战士上阵的动力。
所以爵位就是等级身份；土地田宅，是经济财富；官职，是政治权力，三者合起来，几乎就是当时社会资源的总和。高帝五年诏及其相关法令的颁行，是新建立的汉朝政府，对于社会总资源所进行的再分配。在这个分配的过程中，首先根据军功的大小确定军功爵的高低，再根据军功爵的高低确定分配量的多少。
就社会身份之分配而言，刘邦集团之成员们依据不同的军功，获得了二十等军功爵中的不同爵位，独占了汉帝国尊显的社会身份。在西汉初年，几乎所有的政府官职，无论是从中央到地方，上至以丞相为首的中央政府阁僚，中到各个郡县长官，下至乡政府的低级小吏，都是拥有不同等级爵位的在职或者退役的将校吏卒，他们垄断了几乎所有的政治权力。
就经济财富分配而言，刘邦集团之成员们根据以功劳行田宅的原则，按照军功爵制的规定，占有了汉帝国绝大部分的土地田宅。就政治权力之分配而言，集团的首领刘邦有最高的军功，又有公平主持分配之最厚的德行，获得了最大的权力，做了皇帝。在皇帝之下，依据军功的高低，集团的成员们分别获得了诸侯王、列侯、大臣、各级官僚、官吏之职位，掌握了汉帝国的各级政权。
西汉经过长期战争夺取了天下的刘邦政治军事集团，利用到手的政治权力，对于社会总资源实行了彻底的再分配，由此顺利地转化成为一个新的统治阶层。这个新的统治阶层，垄断了当时所有的政治权力、尊显的等级身份和大部分经济财富。
不但是汉帝国立国之初社会构成的厚重基干，也是天下秩序由战乱转向安定的人事基础。这个新的统治阶层，由刘邦政治军事集团转化而来，以尊崇军功为价值导向，实现了权力的再分配。实际上，有汉一代的复杂历史背景中，始终贯穿这个新社会阶层的踪影，也影响到后世的政体走向。
同样，宋初赵匡胤以‘杯酒释兵权’之计，打压了军事集团，抬高了士族的地位，形成了以士人为主体的统治阶层；明朝的朱元璋却是通过一场场屠杀，将新贵们清除朝廷，独树皇家的权威，重新建立起独裁的社会体系；而清朝则是靠屠杀和招抚将中原的统治阶层变成了自家的奴仆，达到本族统治异族的目的。其后……大家都知道了……
当了这么几年头头，赵昺也算是体会到了一个当权者的苦处，他不仅要权衡各个势力的利益，摆平利益集团间的争斗，还要维护自己的权威和利益。这不仅是刺激那么简单了，也非艺术那么文雅，而是要调动人的所有智慧，不惜展现丑陋的人性，睡觉都得半睁着眼，时时保持警惕，免得失去权力。说实话这个过程不亚于打一场没有尽头，却又事关生死存亡的战争。
不过赵昺觉的此时坚持‘军改’还是有空子可钻的，且不会引起更大的反对声。一者海南向来是荒蛮之地，被当做流放罪犯的胜地，虽有被流放至此的苏轼、李光地及有识之士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但与内地相比仍然处于十分落后的状态，且许多人是在政治斗争中的失败者，因而来自当地士族的反对声音会很小。
其次，江南已经沦陷，实际已经是国破家亡，礼乐崩坏的状态，加上许多‘名臣’官僚望风而降，投靠元朝，使得士族的声誉大受影响，反而是那些誓死不降，血战到底的武夫们更受到世人的称颂。再有忽必烈又对江南士人怀有警惕之心，对他们进行打压，弃而不用，让他们威望大减，处于惶恐之中。
再有，行朝迁琼后，许多士人随着迁到此处，并在朝中占据了重要的职位，但是基层却多是赵昺提拔使用的乡绅和胥吏，使他们的影响还只限于琼州城范围之内。而仓促成立的行朝之中，其实称得上鸿儒大家的并没有几个人，而他们还需依附在自己的羽翼下，并在武人的保护之下才能生存。这从陈宜中出走后，张世杰的武人集团能迅速掌握朝政，以陆秀夫为首的士人集团却无能为力便可看出其式微到何种程度。
经过仔细的分析之后，赵昺以为趁形势混乱，士人在朝中式微，复国又需武人出力的情况下，士族应该能看清局势，不会对自己的适度提高武人的地位做出过于激烈的抵制。再说自己也做出了妥协，已经加强了兵部的权力，削减了枢密院的职能，也算得到了一种平衡。所以现在正是推进军改的难得机会，而自己就一定要抓住新旧之交的良机。
“陛下，该起了！”正当赵昺思虑良久，暗下决心走自己的路时，苏岚不知何时已经起身叫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