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零六章 “楚才晋用”的后果
“拱梁？！”子产用手拨拉着桥的模型，两根桥柱子向桥中心倾斜后，柱子与柱子搭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八字形。子产眼睛一亮：“你说的拱梁就是这样斜向交叉的两个加固柱吧？我明白了。”
赵武自己也不知道他所说的“拱梁”最后会成什么模样，他微笑着说：“我不管，让他们试验去，现在是春秋，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尝试各种技术，以确定最佳方案。”
其实，中国在春秋时代已经有了造桥技术，春秋时代的桥形币，已经与后世的拱形石桥大致相仿，所以赵武不用担心技术储备不足，只管让学生去试验。他是个善于总结的人，因为他掌握了这时代人们还不了解的方法论，等试验成功了，接着他会让学生们摸索成功原因，以及原理……如此一来，中国的造桥技术将产生大幅飞跃。
面对赵武的雄心，子产只剩下叹息了。
这一年是赵武当政的第一年，晋国可算是大变化的一年。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晋国连续推出了十多项法律、以及改革措施，比晋国过去百余年推出的法律还多，尤其是各项法律与规则的制定，让晋国从“习惯法”进入到“成文法”的阶段——而成文法的成熟，向来标志着：文明走向正规。
晋国是个特别讲究遵守规则的人，以前许多规则仅仅是出于生活习惯，自赵武当政之后，阶层的划分、法律的执行，以及日常的行为规则，甚至连许多风俗都有了规则标准—— 一个井然有序的国都逐渐成形。
春二月，子产返回郑国，郑国执政子展迫不及待的询问：“晋国许可我们进攻陈国了吗？”
子产轻轻摇头：“士瑕不许可，晋国也不会许可我们进攻陈国。”
子展脸上露出失望的表情，但子产紧接着说：“我见过元帅赵武，与他进行了交流，我知道，赵武虽然嘴上不许可我们进攻陈国，但他的心已经许可了（心已许之）。”
子展遗憾的摇了摇头：“他心里许可有什么用？我听说晋国现在正在确立官员的职责与权限，以及俸禄标准。如今对外关系的裁决，权力在士瑕那里，如果士瑕不许可，恐怕赵武也不能干涉啊。”
子产微微一笑：“不管怎么说，我们郑国必须进攻陈国，不是吗？我郑国在战争中遭受了重大的损伤，我们必须获得补偿，不是吗？我们缺少人口，缺少土地，缺少让人畏惧的制度，在如今这种状况下，我们必须壮大自己才能避免被吞并。环顾四周，只有攻击弱小的陈国才理直气壮，所以我们攻击陈国是必然——对于我们郑国来说，这是我们无可奈何的必然选择。
至于晋国，他们或者现在不愿意过早的触怒楚国，但楚国是他们百年的仇敌，是他们天然的敌人，所以我们削弱楚国的势力，难道晋国会因此责备我们吗？况且楚国现在一天天强大，一旦他们强大起来，我郑国会最先受到攻击，在这种情况下，晋国会因为我们攻击陈国而削弱我们吗？……
喔，其它的事情，执政别管了，与晋国的交涉由我子产担当，执政只管筹备讨伐陈国的战争……”
子展点点头：“那我就放心了……最近还有两件大事，一件是吴国国君的弟弟季札出使晋国，听说打算求聘晋国卿大夫的女儿为吴国国君之妻，他前几天经过了我国，这几天大约已经进入鲁国。
另外，楚国的卿伍举（名臣伍奢的父亲、伍子胥的爷爷）出逃，现在正在我郑国，你是否去见一见……”
子展对子产的眼光非常认可，他想让子产鉴定一下伍举的才能，但正在此时，楚国也正在谈论伍举的事情——这一年，楚国令尹薳子冯去世，子木继任，屈荡（屈原先祖）为莫敖，蒍掩（薳子冯之子）为司马。
在楚国群臣之中，子木还算是一个讲究信义的君子，也颇有才干。《国语》中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子木的父亲屈道最喜欢吃菱角，临死前嘱咐宗老（大管家）：将来一定要用菱角祭祀我！不料子木当家之后，命人将祭祀的菱角撤去，理由是：按照祭法规定，祭祀国君用牛，祭祀卿大夫用羊，祭祀士人用小猪和犬，平民用煎鱼——不能因为父亲的个人爱好就违反礼仪的规定。
子木执政之初，处理了舒鸠（位于现在安徽省舒城县的一个东夷小国）叛乱之后，在与吴国交手的间隙，子木就抓紧着手整顿出国内政——在赵武开始制定各项世俗法的时候，楚国也开始走向成文法的文明阶段。
10月，子木派司马蒍掩负责征收赋税，清点国家军备。10月18日（甲午），又命蒍掩考察汇总国家田地、山林资源的状况、度量山林的出材，汇集水泽的物产，考察高地、山陵，标示盐碱地的范围，计算易涝的低地面积，规划水库建设，划分杂边地的归属，将沼泽地用来放牧，在平坦肥沃地实行井田制……
采取上述一系列措施时，子木显然是在反思与晋国争霸失败的教训、深思熟虑的之后的行动。
子木不会忘记，在晋悼公与楚共王争霸进入到白热化的当口，晋国人实施了集中一切力量的战时经济政策，耗得楚国国力难以维持，无力针锋相对。而楚国虽然是当时天下第一大国，灭国最多，疆域最阔，但由于制度相对落后，国家管理历来采取粗旷政策，力量反而显得不足。
子木在楚国推行集约化的精打细算的管理政策，也是着眼于整体国力的有效集中，这一改革，无疑是看准了先前楚国政治的要害，其实际意义是绝对不可低估的——连《左传》的作者也对此加了个两字评语：礼也。
子木做了这些还觉得不够，他更深层次的开始思索晋楚两国的文明差距：这时的楚人，并不知道赵武也开始在晋国制定各项成文法，但几乎与赵武做了同样的事情，他们开始细致的分配官员的权限与职责，对国家进行量化管理。
这个时代可谓是春秋时最辉煌的时代，各个国家的政坛上，活跃的全是名传千古的风流人物，他们的思想最终奠定了华夏文明的基本内核，而之后的华夏文明，只是比较他们的政治成就，一步步的倒退而已——因为他们开始进入“愚民时代”。
在这些灿若星河的名臣当中，楚国的子木，郑国的子产，宋国的向戎、子罕，鲁国的叔孙豹等三桓，齐国的晏婴……这些人一一都在春秋时代留下了浓墨重彩……但唯独赵武，无论在真实的历史中还是现在赵武所在的时空，他都是一个刻意被隐藏起来的人，他带领晋国所进行的一切变革，都被人用重重迷雾遮挡起来，同时期所有记述历史的人，只简略的称赞他“仁”、“文”，但对他具体做了什么事，则个个做出一副神秘姿态，打死也不说。
楚国的令尹子木思考的时候，当时的史学家用浓墨重彩记述下他的思考——他询问来访问的蔡国大臣、贤人声子：“咱们楚国不缺乏国土，更是向来不缺乏才俊。但为什么我现在想变革，手头总感觉到缺乏人才使用？”
声子回答：“我听说种什么树结什么果，如果你看到了一棵树上结的果子不合你心意，或者出乎你的意料，你不应该问它为什么结这个果，而应该问：你当初栽下的是什么树？”
子木想了想，悠然神往的问：“我当初栽下的是什么树？……我想问的是：晋国的卿比楚国的卿好在哪里？为什么我总觉得手头缺少合适的人才，而晋国无论怎了一抓，人才都一大把一大把？”
子木是令尹，所以他必须继承前任给他留下的摊子。按封建时代一贯的负责任看法：楚国前任令尹留下的错误也是楚国的错误，而楚国的错误必须由他这位现任令尹担当，所以他才问：“我当初种下的是什么树？”
声子回答：“在我看来，令尹如今所做的很多事情，已经远远胜过晋国的卿了，然而，虽然晋国的卿比不上楚国的卿（意指晋国执政赵武比不上子木……当然，声子现在还不知道赵武在晋国也在做子木同样做的事情），但他们的大夫则要贤于楚国的大夫，都是做卿的材料。他们的人才就象杞、梓、皮革一样。
你觉得奇怪吗？杞、梓、皮革，本来是楚国特产，却在源源不断地被运到晋国。楚国固然人才众多，但实在是晋国人在使用他们啊（虽楚有材，晋实用之）！”
子木讶然，问：“难道他们晋国就不用同宗和亲戚担任大夫吗？”
声子回答：“有是有的，但他们任用的楚国人才的确是太多了。我听说，善于治国的，赏赐不过分，罚刑不滥用。赏赐过分，怕的是误赏了坏人；刑罚滥用，怕的是误罚了好人。如果赏罚的错误难以避免，那么宁可错赏坏人，也不能错罚好人——因为失去好人，远比便宜坏人害处更大，如果一个国家没有了好人存活的环境，这个国家也就完了。
《诗》曰：‘人才沦丧，国家灭亡（人之云亡，邦国殄瘁））。’说的就是人才流失的可怕。所以《夏书》里说：‘与其错杀无辜，宁可让罪人漏网（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怕的就是失去善人。《商颂》也说：‘赏赐不乱，刑罚不滥，不敢偷闲怠慢；天子命令下国，一定要建立福祉（不僣不滥，不敢怠皇，命于下国，封建厥福）’，这也正是商汤之所以得到上天赐福的原由。
古之圣君治理百姓，特别注重‘公正’的赏罚，以及对国民的尊重、让国民获得有尊严的生活。比如：古代刑法规定：对百姓用刑之前，行刑者要减少膳食，并且撤去音乐，以此表明自己畏惧用刑；治国者需夙兴夜寐，处理朝政孜孜不倦朝，以此表明自己体恤民众，等等。
而如今的楚国，各社会阶层板结，许多人一生下来就成为‘富二代’、‘官二代’，他们不是因为才能就受到国家的重用，而是因为出生，就理所当然把持国政。这些人把持国政之后，为了维护他们的优先权，自然想尽一切办法，利用国家公器的威力，阻止其他人超越他们——如今楚国任命青年官员，不是贵族后代不用。即使偶尔有些普通人进入官吏阶层，但如果他们不与贵族官宦结亲，根本在楚国寸步难行啊。
长此下去，楚国许多有才能的普通人看不到改变命运、改变身份的希望，而楚国甚至连从事商业的机会也不给他们，所有有利益的产业都被贵族把持，普通人因此失去了奋斗的欲望，失去了努力的动机，以至于纷纷出逃外国，期望在别的国家，能依靠自己的才能获得更好的生活，这就是我楚国最终衰落的原因——虽楚有材，晋实用之！
回头看看，我们重用的、那些留在国内的贵族子弟，又怎样呢？现实的情况是：大夫们纷纷出国逃死，成为别国的谋主来危害楚国，以至于国家的祸患无药可救，留在国内的官宦却只知混吃、等死、收贿赂，对国家的强弱毫不关心……这一切都是因为楚国刑罚不公正，不能任用自己的人才啊！
而晋国人却不一样，他们从不因为出身而重用某人。当年楚国的子仪叛乱（在前613年），析公逃奔晋国。晋国人把他安排在自己国君战车的后面，以其为谋主。后来晋、楚在绕角作战（前585年），晋军已经准备遁逃了，但晋国人这时采纳了析公之计，楚军果然当夜溃败。晋军追击，随即入侵蔡国，袭击沈国，俘虏沈国国君；随后又在桑隧打败楚国申、息两县的军队，俘虏了申丽，凯旋而回——自此，郑国再也不敢向南归附楚国。楚国之所以失去华夏诸侯，就是晋国重用外卿析公的作用。
当年的若敖氏叛乱（前605年），伯贲的儿子贲皇投奔晋国。晋国人将他封在苗（即苗贲皇），以其为谋主。后来两国在鄢陵决战（前575年），晋国人听从了他的建议，结果楚军大败，楚王受伤、军队溃逃，子反、潘党自杀——从此，郑国背叛楚国，吴国也开始兴盛，楚国丧失诸侯，这都是得力于晋国对苗贲皇的重用啊。
此二人如果现在仍在楚国，我们会重用吗？”
子木茫然的回答：“是啊，你说的都对。”
声子：“现在还有更严重的呢！伍举是申公子牟的女婿，申公畏罪出逃，楚国的国臣都说是伍举送他出逃的，伍举害怕被获罪，出奔到郑国，每每引领南望楚国，说：‘也许我会被赦免吧！’如此拳拳爱国之心，楚国上下也不以为意。现在伍举他已经在晋国了。晋国赵武正在四处搜寻人才，打算把一个县赐给伍举，让他的职位与叔向并列。到时候，如果伍举一心危害楚国，岂不是绝大的祸患吗？”
听到这里，子木也觉得惊恐不已，赶紧向楚康王建议，增加伍举的禄爵，召其回国。
不久，声子派椒鸣（伍举的儿子、伍奢之弟）替楚国迎回了伍举……
伍举是刚刚进入晋国，就被楚国人接回去的。此时季札已经经过了鲁国，进入卫国。
季札是吴国人，很少接触中原文明，他是个音乐爱好者，在鲁国的时候曾请求鲁国人演奏了全套的中原音乐。季札非常知道礼节，一举一动充满贵族风度，他对音乐的评价——主要是《诗经》当中的音乐——被鲁国人郑重其事的记录下来，并留下了“叹为观止”这个词，季札这段评价是中国最早的音乐鉴赏资料，也是诗经音乐的评价典范。
季札经过徐国的时候，他佩戴的青铜剑非常漂亮——吴国人在冶炼青铜上面的技巧向来高超，即使现代人见到出土的越王剑，也被它的美丽震惊的目瞪口呆。徐国国君见到季札腰上佩的宝剑，非常欣赏，但因为当时的贵族身配宝剑是一种身份的象征，而季札是出使晋国的使者，使者身上无剑，恐怕会受到晋国的轻视，所以徐国国君不敢开口向季札讨要。
季札是个非常有眼色的人，他看到徐国国君的神色，心里已经答应将宝剑赠送给徐国国君，但他因为出使的任务没有完成，还需要这柄宝剑证明他的身份，所以他嘴上什么也没说。
等到他出使任务结束，返回徐国的时候，徐国国君已经去世了，季札去徐国国君的墓上拜祭，并把随身佩戴的宝剑挂在徐国国君墓边的树木上，说：“我是来兑现承诺的，当初我虽然没有口头答应徐国国君，但我心里已经答应了。”——由此，中国留下了“心许”这个词。
季札赠送徐国国君宝剑的事情是后话，此时季札已经到了孙林父的领地戚，这片领地目前归属不明，说它是卫国的领土也罢，说它是晋国的领土也成。季札欣赏完卫国的音乐，特地来到戚地，是欣赏位于戚地的黄河大桥的，他在桥的南岸驿馆住下，夜里睡不着觉，走到黄河边上欣赏着夜色中的大桥。
黄河大桥如今日夜通行的人不断，朦胧的月光之下，桥面上打着火把赶路的人络绎不绝，火把在桥上汇成一条长龙，仿佛天上的星河坠落人间。河水的波涛声，风声，两岸的林涛声汇集成一篇美妙的乐章，这是天籁之音，让季札听的入神。
忽然之间，岸边有钟声传来，季札感到很奇怪，侧耳倾听片刻，感慨说：“奇怪啊，我听这钟声飘飘渺渺，像是呜咽不断的垂死挣扎声，这声音不详啊。预示着当地领主要受刀兵之害（必加于戮）。”(未完待续，如欲知后事如何，请登陆qidian，章节更多，支持作者，支持正版阅读！)